1、决定相爱

对决策过程的深入认识让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道理。理性和情感并不是彼此分离、彼此矛盾的。理性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需要依靠情感才能发挥作用。情感赋予事物价值，理性则在情感评估出的价值基础上作出选择。人类思维表面上看来是注重实际的，正是因为思维的深层面是浪漫的。

进一步而言，思维或者说自我并不是单独的事物。思维是无数彼此平行的复杂进程的统称。人的大脑中并没有一位虚拟的统治者在发号施令，各种进程和可能性也不会汇聚到一起排队等候决策。相反，正如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所描述的那样，大脑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无比复杂的联合网络，各种刺激、模式、反应和感知都是通过这一网络跟大脑的不同部位进行各自的交互作用，为了得到一部分的控制权而彼此竞争。

我们更像是漫无目的的游荡者，而不是心有定论的决策者。在20世纪，人们往往把决策当做时间轴上某一个点的事情，先是搜集相关的事实、条件和证据，然后立刻作出决定。事实上，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是社会背景之中的朝圣者。我们路过充满各种人与可能性的环境，在漫步过程中，我们的思维会进行难以计数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汇集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目标、抱负、梦想、欲望和处理事情的方法。要想活得开心，就要训练情感发出正确的信号，并且对这些微妙的信号保持敏感。

 

2、镜像神经元与模仿能力

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人类彼此理解的机制。有些人认为我们都是谨慎的理论家，首先作出关于别人行为表现的各种假设，然后通过观察来验证这些假设。按照这样的理论，人们好像是理智的科学家，总在不断地察明迹象，检查结果。的确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假设检验”是我们相互了解时会用到的方法之一。然而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另外一种机制占据了更大的比重：通过模仿他人，我们让自己站在他人的立场来换位思考，以理解他人的感受。
按照这种解释，人们并不是随时对同类进行评判的冷漠理论家，而是无意识方法论的执行者，依靠分享或是模拟周围人们的反应来了解他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环境中正常生活，是因为我们可以部分地渗透到彼此的思维中，从而理解对方——有些人更擅长这个，另一些人则差一些。我们会通过自己去了解他人，同时也会通过感受他人的内心活动来塑造自己。

 

3、学习识物

童年期的大部分时间——甚至是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把千百万种的刺激整合到经验模型中，这些模型被用于生活中的预测、解释和导航过程。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写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由我们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自身的典型模型来解释的。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信息是经由这些模型得以筛选和解释的，信息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所关心的事物的意义是经由这些模型评估的，行动计划的构思和执行也是经由这些模型进行的。”这些模型是内心世界的地图，决定了我们如何观察世界、为事物赋予什么样的情感价值、我们需要什么、如何反应，以及我们能够以怎样的精确度预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你具有与众不同的签名，与众不同的笑容，在淋浴后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晾干自己，这是因为你多次完成过这些活动，大脑中与之相对应的神经元网络形成了非常密集的联结。你可能会按从A到Z的顺序背诵字母表，因为通过背诵，你在大脑中建立了这种顺序的模式。你可能感到从Z到A反着背诵字母表非常困难，因为这一顺序还未通过经验予以强化。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神经元网络，它会随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形成、固化和随时更新。回路一旦形成，同样的回路在将来受到激发的机会就增加了。神经元网络包含了我们的经验，并据此指引我们未来的行为。它包括了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独特的生存方式，我们行走、说话和反应的方式。它是我们的行为所遵循的模式。大脑是生活的记录者，神经联结网络是习惯、人格和偏好的生理表现，而你则是大脑中的物质网络所显现出的精神实体。

 

4、童年世界的快乐与痛苦

发展心理学家们早有定论，父母用不着成为杰出的心理学家就能成功教育好孩子。他们不需要成为极有才华的老师。大多数借助知识卡片、特别训练和家庭教师试图将孩子打造成完美成就机器的父母根本不会如愿以偿。相反，父母们只要对孩子足够好就行了。他们需要给孩子提供稳定的、可预料的生活节奏。他们要能与孩子的需求合拍，将鼓励与处罚相结合。他们要让孩子能够跟他们建立在面对压力时可以依靠的牢固情感纽带。他们要随时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应对世上难题的现实参考，从而使孩子能够在头脑中形成潜意识模型。 

 

5、童年期的依恋关系影响人的一生

孩子最需要安全与探索：他们需要感受到他人的关心与爱，但他们也需要走进外面的世界并学会照顾自己。鲍尔比认为这两种需要有时是矛盾的，但也彼此联系。一个人在家庭中感觉越安全，就越有可能勇敢地冒险去探索新事物。正像鲍尔比自己所阐述的：“从摇篮到坟墓，如果我们的人生是由一系列或长或短的冒险所组成的，并且每一次都是从我们所依恋的人提供的牢靠基础出发，那么我们就会无比快乐。”

例如，假设某个婴儿出生时就具备易怒的天性，但他足够幸运，有一位能读懂他情绪的母亲。当他需要拥抱时她就拥抱他，当他想被放下时她就放下他，当他需要刺激时她就给予刺激，当他需要安静时她就停止刺激。婴儿了解到自己存在于自己跟别人的对话之中，开始将世界看成是一系列连贯的对话。他发现，如果他发出信号，这些信号很有可能被接收到。当他遇到麻烦时，他会学着求救。他会形成一整套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设想，而在他跟外面的其他人接触时，就会依靠这些设想（无论它们被证实还是会被推翻）行动。

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拥有与他们的需求相协调、能读懂他们情绪的父母。他们的母亲会在他们害怕时安抚他们，在他们高兴时与他们愉快地玩耍。这些孩子并不一定拥有完美的父母或是完美的亲子关系。孩子并不是脆弱的。尽管父母会把事情搞砸、发脾气，有时会忽视孩子的需求，但如果照顾方式大体上是可靠的，那么孩子仍然会因他们在场而感到安全。经验表明，养育孩子的正确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父母对孩子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只要孩子认为自己跟他们的对话是连贯且可以预测的，那么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仍可能是安全型依恋。

 

6、读5本书

人的知识并不像存储在电脑内存里的数据。当数据库的内容太多时，电脑并不会变得更善于记住事情。人脑中的知识是有活力的。人们在某一方面拥有了一定的知识之后，在这方面获取更多知识、回忆他们所学的内容时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每个领域有其自己的结构、目的、组织原则和复发方式，简而言之，它自己的范式。一个领域的专家已经吸收了该领域的范式结构，并且知道如何操作。经济学家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律师像律师一样思考。一开始是专家决定进入一个研究领域，但很快这一领域就会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跟分析对象之间不再有内外之隔。
所以专家并不会对一个主题思考得更多，反而会思考得更少。他们不必考虑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因为他们具有该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预知事物会如何匹配在一起。

 

7、改变环境从而摆脱贫穷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总是想通过解构性的推理来试图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换言之，人们更倾向于将事物分割成若干部分，看看每一部分的作用是什么。正如阿尔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Barabási）在《链接》（Linked）一书中所写的：“化约主义是20世纪科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它认为，为了理解自然，我们必须将其组成部分一一解读。在人们的设想中，一旦我们了解了各个部分，就可以很容易地抓住整体事物的要领。各个击破，细节决定成败。因此数十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世界的每个组成部分来了解整个世界。我们研究原子和超弦理论以了解宇宙，研究分子以探究生命，研究个体基因以弄清复杂行为，研究先知以理解风潮和宗教的根源。”这种思考方式使得人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逐一剖析组成部分的方法来搞清问题，能够仅仅通过调查某人的遗传基因或后天特征就知道他的个性。这种演绎模式是意识认知的特长，这种认知是线性且理性的。
这种方法的弊端无法解释动态复杂性，而动态复杂性恰恰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关键特征，所以近年来，突发体系模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当将不同的组成元素合在一起，并产生出比其总和还要大的结果时，突发体系便应运而生了。换个角度来说，一个体系中的各部分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又会触发某种全新的内容产生。举例来说，诸如空气和水等对人而言是没什么伤害性的事物，通过某种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结合后，就会形成飓风。若干音节结合后形成的故事，讲述起来绘声绘色，而任何一个音节都无法产生这样的效果。
突发体系并不依赖于某个中央控制者。相反，相互作用的模式一旦建立，就会反过来对体系各部分的行为产生影响。

 

8、先别着急吃棉花糖

拥有良好冲动控制能力的孩子往往是在井然有序的家庭中长大的。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特定行为的结果是可预见的。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在要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无法抗拒棉花糖诱惑的孩子们通常生在混乱的家庭中，他们不太会顾及行为与后果的关系，也不太会应对那些近在眼前的诱惑。 

 

9、大学生活：找到通往成功的路径

具有强大驱动力的人们往往会被一种深切的危机感所困扰。历史学家们早已注意到，在那些最杰出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领导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9~15岁之间曾有过父母一方早逝或遭到父母一方抛弃的经历，其中包括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林肯、希特勒、甘地和斯大林等伟人。埃丽卡的父母尽管还健在，但在情感层面，她母亲时不时会消失；而在现实层面，她父亲时不时又会消失。在她的意识中，生活总是不安定的，除非她可以竭力使自己置身于世界某个安全的地方，否则一切都有可能在顷刻之间毁于一旦，这正是她与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人的相似之处。

雄心勃勃的人往往在早年就显现出一些才华，令他们与众不同。但这种才华并不见得有多么惊人，也许只是在他们读五年级时比别的同学演讲口才好一些，或是在自己居住的小镇上数学学得最好。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这样小小的成绩已经成为了他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关键所在。 

有抱负的人往往对加入上层社交圈怀有一种憧憬。世俗偏见认为，雄心勃勃的人总是要超越他们身边的人，努力做得比别人更好。然而事实上，雄心勃勃的人努力的目标，往往是为了加入某个专属的圈子或是团体。

 

10、智慧生物以思维构建世界

人类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人们有能力发展出先进的文化。文化是一种集习惯、行为、信仰、观点和应变能力于一体，能够规范并指导人们生活的事物。文化能够传达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解决方案，包括如何避开有毒植物、如何组建成功的家庭结构等。罗杰·斯克拉顿（RogerScruton）的研究表明，文化也可以“培养”人的情绪。文学、节日、符号和艺术作品中暗含着许多往往会被人们忽视的信息，这些信息教人们如何去感受，如何去回应，如何分辨其含义。

每个人的思想都无法完全独立处理自己所遇到的无数转瞬即逝的刺激信息。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自如地生活，是因为我们都被限定在文化的框架当中。我们能够对种族文化、制度文化、区域文化进行吸收，让它们代替我们进行大部分的思考。 

人类的杰出之处并不在于天才们所创造的个人化的辉煌业绩，而是一群人创造出的指引后人思想的精神框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制造出一架现代化的飞机，但是继承了前人智慧的现代化企业却可以设计出飞机并将之制造出来。

 

11、成为社交网络中的黏着剂

埃丽卡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社会是由阶级来定义的。社会同样不是由种族身份来定义的，也不像部分经济学家和社会自由主义者们想的那样，是丑陋不堪的利己主义者的集合体。相反，埃丽卡自己总结认为，社会是由各种网络分级组成的。

当她无聊时就会坐下来，开始绘制她和朋友之间的网络图。有时，她把某个朋友的名字写在纸的中央，然后在这个人和与之相关联的所有主要人物之间画上线，从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与他人的关联程度。如果她头天晚上跟朋友们出去过，可能就会绘制一张可以反映朋友圈里社交关系网的图出来。埃丽卡相信，通过这些关联和背景，她可以更好地了解别人。她训练自己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把人当做一种嵌入式的生物，人们所作的决定都来源于他们所处的特定思维环境。

“成为社交网络中的黏着剂。”埃丽卡在她的备忘录中接着写道。她看着那些网络图的时候会问自己：“这些人际关系的连接线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在某些特例中是爱，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作群体和社会群体来说，连接他们的并不是爱，而是信任。

信任是一种具有情感特征的习惯性的互惠行为。当两个人开始交流与合作，并慢慢发现他们可以依靠对方时，信任就出现了。不久后，彼此建立了信任关系的双方变得不仅愿意与对方合作，而且还可以为彼此作出牺牲。

信任可以减少摩擦，降低交流成本。人们在充满信任的团体中可以更随意活动，彼此更协调。在相互信任的文化中生活的人们会形成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也更高。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组织并运作大型企业。由此可见，信任可以创造财富。 

 

12、辞职并创立自己的咨询公司

埃丽卡待在一间人人都拥有聪慧大脑的办公室里，然而这帮聪明人却找不到完成他们手头工作的正确办法。几个月过去了，她对他们的缺点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为他们经常错失机会、反复重蹈覆辙的行为感到失望。在这里，正如她在新生活中经常体验到的那样，埃丽卡感到自己像是半个局外人。或许是因为她的成长经历是如此与众不同，或许是因为她的肤色不同，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反正她似乎更加能意识到生活不合理、黑暗和糟糕的一面。一天，当她感到彻底没辙时，她半开玩笑地认定，她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执行一项上帝的使命：帮助这个白人拯救他自己。

全能的上帝是一位喜欢做实验的神祇，所以他才让那些居住于大都市近郊的上流中产阶层的孩子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吃白面包的中学生活、穿着运动服的大学生活和轻呷一口淡啤酒的商学院生活，然后被随意丢入喝瓶装水的美国企业里。除了偶尔在公路休息站逛逛商店以外，他们永远不会接近现实世界。假如每个人都生活得像他们那样文明友好，那么他们思考的方式就有意义。假如一切都是简单且有序的，他们就能在从学校学到的准则中生存。

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世界并不是简单友善的，而他们只是天底下最单纯、最缺乏世故的人而已。他们会贸然轻信伯尼·麦道夫（BernieMadoff）式的阴谋，掉进次贷抵押以及他们完全不懂的金融衍生产品的陷阱中。他们每一次都会沦为犯傻的企业经营风潮和经济泡沫狂热症的受骗者。他们在迷雾中徘徊，被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深层推力弄得东倒西歪，精疲力竭。

 

13、怎样才算幸福的人生？

彩票中奖会让人短期内幸福感爆棚，但它几乎不会带来任何长期影响。从底层奋斗到中产阶层的幸福感要远远大于从中产阶层奋斗到上流社会的幸福感，幸福感曲线会变得越来越平坦。尽管人们在中年时期最容易晋级提升，他们还是普遍感到不幸福。人们在20多岁和60多岁时最幸福，这时他们的职业生涯要么尚未起步，要么已经告一段落。尤其重视物质享受的人比不重视物质享受的人更容易感到不幸福。

研究人员的下一个明确发现是，人们不善于判断什么会让自己幸福。人们往往高估了工作、金钱和房产的价值，却低估了亲密关系和艰巨考验的重要性。普通美国人认为，如果一年可以挣到超过9万美元的收入，他们就可以“实现所有梦想”，但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14、融合的渴望

瑞德·蒙塔古、彼得·达延和泰伦斯·谢诺沃斯给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答案。神经系统更加偏向于犒赏预测，而不是犒赏本身。大脑整天都在构建预测模型，例如某种声音信号意味着即将喝到果汁。当这些模型中有一个能够精确地预测现实的时候，大脑就会体验到一点犒赏的兴奋，至少是令人欣慰的安宁。当模型与现实相冲突的时候，大脑则会感到紧张和担心。

蒙塔古认为，大脑的主要作用就是建模。我们不停地在大脑中构建小的预测模型，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如果我把手放在这里，那么这件事就会发生；如果我笑，那么她就会笑。假如我们的模型与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吻合，我们会体验到一点甘露般的甜头；如果不吻合，那就麻烦了，大脑不得不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并将对模型进行调整。

这种功能是欲望的基本组成结构之一。每天，我们的大脑都会根据储存在里面的工作模型生成预测模型。内部模型常常与外部世界产生冲突，于是我们努力构想出能够帮我们理解世界的各种概念，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更好地与世界融洽相处。当我们掌控了某种处境或者某些任务时，大脑会产生愉悦的波动。这样的波动并不是在一成不变的融洽生活中就能产生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大脑就能一辈子处于这种愉悦的波动中了。事实上，只有在紧张被消除的时候，波动才会产生，所以幸福的生活有着它循环往复的节奏：从困难到融洽，从困难到融洽。这一切都受到迷恋、渴望内外部模式相吻合的驱使。

这种对融洽或者迷恋的渴望，会通过平凡小事体现出来。比如当人们完成一个填字游戏时，或者当他们坐下来发现桌子布置得井井有条，恰恰符合他们“就该如此”的标准时，人们就会体验到一丝愉悦。

迷恋在精神上驱使着我们。我们都喜欢别人说我们是多么正确（某些广播中和电视上的专家借助恭维听众或观众的办法赚得盆满钵满）。当某种恰当的理论恰好落到实处时，我们都会感受到愉悦与兴奋。我们都喜欢跟周围的环境相处融洽的感觉。正如布鲁斯·韦克斯勒（BruceWexler）在《大脑与文化》（BrainandCulture）一书中讲述的那样，我们耗费前半生努力构造与世界相符的内在模型，然后花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调整世界，使之符合我们的内在模型。很多酒吧的深夜纠纷都是因为某人试图让别人用跟他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土、财富和利益问题，许多时候都是为了迫使对方用本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有些国家间的冲突之所以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双方都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历史观。 

 

15、自负是人类的本能

人类的思维是一台自负的机器。意识相信是它自己完成了那些它其实并没有去做的事情，还会虚构出各种故事，造成它似乎能控制许多事情的幻象。90%的司机认为他们的驾驶技术超出平均水平，94%的大学教授认为他们的教学能力超出平均水平，90%的创业者认为他们的新公司会成功，98%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技能达到或超出平均水平。

人们因自己的好运气而陶醉。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闻全通过研究证明，当股票交易者经历了一连串的好日子之后，他们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从而造成过度自信的错觉。他们坚信自己凭借深谋远虑赢得了这一良好机遇，自以为看透了市场，致使他们对潜在的危险视而不见。

人们还会高估对作出决定的诱因的理解能力。他们编造故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即使他们对真实的过程一无所知。人们会作出决定，之后再欺骗自己，杜撰自己作出这个决定的合理原因，努力向自己证明在当时的情境下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恰当的。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吉尔伯特提出，我们有一种心理免疫机制，它能够夸大那些证明我们正面品质的信息，忽略那些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信息。在一项研究中，如果受试者被告知他的智商测试成绩很糟糕，那么他就会花多得多的时间去阅读报纸上那些揭露智商测试缺陷的文章。如果他的主管对他评价不错，那么他就会更有兴趣去阅读那些描述他的主管相当聪明、具备极强洞察力的评估报告。

 

16、理性主义思想的繁荣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写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注重实用性的人以为自己能够免受任何理性思维的影响，其实他们不过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埃丽卡如今的同事们则是另外一种古老哲学传统的奴隶，这种传统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把人类历史当成一个以逻辑意识的发展为主线的故事，将之视为一场理性、高层次才能、情感、本能与动物性之间的角逐。根据这个历史故事的乐观版本，理性逐渐战胜了情感，科学逐渐取代了神话，逻辑逐渐战胜了激情。

这种历史叙事观通常从古希腊开始讲起。柏拉图相信灵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追求真理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好的东西，激情追求认可和荣耀，而欲望则追求基本的快感。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智如同一名车夫，需要驾驭两匹水火不容的野马。“如果大脑中能够带来秩序和哲学的元素占了上风，”柏拉图写道，“那么我们就能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宰。”

按照这种叙事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理智派取得了大跨度的进步，但在罗马衰落之后，激情派又重返江湖。欧洲跌进了黑暗时代，教育遭受重创，科学止步不前，邪教异端横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和会计学的发展，才出现转机。到了17世纪，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们创造了新形式的机器，同时也发明了思考社会的新方法。伟大的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剖析和理解他们的世界。“世界是一台机器”的比喻开始取代“世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的比喻。社会常常被看做一个钟，它的内部有数百万的零部件在运转着，而上帝则是神圣的钟表匠，是这个精巧的理性宇宙的创造者。

培根和笛卡儿这样的伟大人物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科学方法。笛卡儿试图重新定义“人类理解”的概念。他从零开始，有逻辑、有意识地逐步对每个命题进行分析，找出哪些是真实确凿的。他在逻辑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理解。培根声称，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思想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它每一步都要受到正确的引导”。这就需要一整套“确定的计划”和一种全新的、可信的方法论。

在这种新的思考模式下，哲学家和科学家必须改变偏见、习惯和固有的信念。他们必须在他们所要探究的主题上保持冷静，摒弃任何激情。问题必须被分解成相互独立的部分。他们必须有意识、有方法地推进，从问题中最简单的元素开始，一步一步地朝复杂集合的方向前进。他们必须发明一种科学的语言，以避免普通语言的含糊和混乱。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对人类行为进行概括，如同法律条款般，最终获得确切的结果——真理。

科学方法为那些一度由推测和直觉占据的领域带来了严谨，在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结果好得让人惊叹。

偏理性主义的技术也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于研究与“组织社会”相关的学问，让社会领域的进步得以像科学领域的进步一样让人印象深刻。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汇集成了一本伟大的百科全书，试图在单独的一本参考书中组织起人类所有的知识。迪马瑟在百科全书中宣称：“理性在哲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恩典在基督徒心目中的地位。恩典驱使基督徒行动，理性则驱使哲学家行动。”

思想的这种理性模式无处不在，看起来既自然又不可避免。理性主义的传统确实很有诱惑力。它承诺带来准确性，这样就可以把人们从模糊性和疑惑所导致的焦虑中解救出来。人们对于人性的感知似乎受到了自己所处时代主流技术的影响。在机械时代及随后的工业时代，把人看做机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把有关人类理解的学问当成跟工程技术和物理学类似的东西也是司空见惯的想法。

最终，理性主义出现了极端的形式。科技革命带来了科学主义。埃尔文·克里斯托将科学主义定义为“对理性的强调”。科学主义采用了理性主义的调查原则，毫无限制地拓展它们，将所有不符合公式的因素通通排除在外。

简而言之，这种理性主义的方法孕育了很多伟大的发现，但当它被用来解释或者组织人类世界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一种核心局限性。它非常重视意识认知——你可以称之为二级认知，因为它看得见，可以量化，以某种形式出现，可以被理解。然而，它无视潜意识的影响——你可以称之为一级认知，因为它像云一样是非线性的，难以捉摸而且无法以公式来表达。理性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忽略或者轻视无法用他们的方法论量化计算的信息。

理性主义只关注意识，假定意识就是一切。它不能承认潜意识过程的重要性，因为一旦踏入阴暗无底的潜意识洪流，一切对于规则性和可预测性的希望都会烟消云散。理性主义者获得了权力和声望，因为他们被认为已经掌握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一旦这门科学被推翻了，他们的威望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理性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得以彰显。经济学最初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学问。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行为受到道德情操和寻求别人赞赏、让自己配得上别人赞赏的欲望驱使。托尔斯坦·凡勃伦、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借助语言而不是公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经济活动是在普遍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想象同理性一样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当人们突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相同的情形时，可以体验到非连续的思维模式变换。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现实无法用数学这样的普适法则来概括。他写道，经济学“涉及的是自我省察和价值观……它涉及动机、期望和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必须时刻注意避免将物质看做恒定和同质的”。

但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学逐渐被理性主义精神所支配。物理学家及其他硬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研究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们也试图在严谨度和学术声望方面与他们并驾齐驱。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Fisher）在一个物理学家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又参与了用杠杆和机泵组建一台机器以说明经济运行原理的工作。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将热力学中的数理原则应用到了经济学中。在金融方面，伊曼纽尔·德尔曼（EmanuelDerman）原本是个物理学家，但他后来成了一名金融师，在导数模型的开发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尽管数学模型确实是理解经济行为很有价值的工具，但它们也像是透镜，过滤掉了人性的某些方面。这些模型都基于这样的假设：人的行为基本上是有规则可循并且可预测的。正如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A.Akerlof）和罗伯特·席勒（RobertSchiller）提到的那样，他们假设“个体感觉、观念和热情的差异在总体中无关紧要，经济事件是由令人费解的技术因素或者难以捉摸的政府行为所导致的”。

很快，经济学家们开始排除其他一切因素，单纯强调金钱动机。“经济人”同社会人、心理人、伦理人和空想人分离开来，结果只剩下一幅勉强描绘人类本性的简笔画。

 

17、直觉的神奇力量

潜意识非常擅长解决复杂问题。通常情况下，意识更善于解决涉及少许变量或选择的问题，而潜意识更善于解决涉及很多可能性和变量的问题。意识更善于在因子已经明确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而潜意识在所有因子都尚不明确时表现更加出色。 

潜意识是天然的探测器。意识思维往往会按部就班，专注于少量核心事实和原则，而潜意识思维则往往通过联系的过程，对狄克思特修斯所谓的“大脑中幽暗又落满灰尘的角落”进行探索。因此，一级认知能产生更多创造性的联结和不太可能出现的平行性结果。潜意识能够处理多得多的因子，它很自然地对进入视野的各种因子的重要性进行衡量。在意识忙于其他事情的时候，潜意识总是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很多平行过程同时发生，试图将新的问题与旧的模型对应起来，或者努力对问题的各部分进行重组，直到它们形成和谐的整体。潜意识在共鸣和隐喻中寻找各种联系、模式和相似性。它运用了全套的心理学工具——包括情感和生理感觉。

我们常常认为一级认知是大脑中比较原始的部分，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而二级认知是在离现在更近的时候慢慢进化而来的，它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早在1963年，乌尔里希·奈瑟就曾提出过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看法——或许是我们潜意识思维的复杂化才让我们成为了人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剖学中，人类的大脑似乎是某种发散的系统，其中多种过程得以安然进行。在这方面，它不同于低等动物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假设可以引出一种激进的提议，那就是人类思维与低等动物思维最关键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拥有意识，而在于容纳意识之外的复杂过程的能力。”

 

18、因为谦逊所以机智

认识论的谦逊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清楚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我们思考、相信的大部分内容都无法有意识地加以省察。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就是最深邃的奥秘。

既然不能完全理解别人，我们也就没法真正了解情况的本质。任何事件都没法孤立于它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之外而得到理解——这里说的“历史进程”包括了之前发生过的无穷无尽的事件、微不足道的原因，以及用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影响到该事件的各种环境。

然而这种谦逊的态度并不一定会带来消极影响。认识论的谦逊是一种行为意向。有这种意向的人认为，智慧源于我们对自身无知的觉悟，我们能够设计出行为习惯、解决办法和程序步骤，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们的知识局限性。

谦逊的意向从承认“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开始。对定量化理性分析的依靠确实很重要，但这样的分析只能让你得知部分事实，而非全部。

例如，如果有人问你应该在春季的哪一天种植玉米，那么你可以去咨询一位科学家。你可以计算气候模型，参考历史数据，找出各纬度和海拔位置最适宜的温度区间和播种日期。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去问农民。北美洲流传的民间谚语说，人们应该在橡树的叶子长到像松鼠耳朵那么大的时候种植玉米。在任何年份，无论天气如何，这个法则都能指导农民找到正确的日子。

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它源于对各种动态数据的整合。它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由一种具有联想性质的才智仔细地观察，自由地想象，将可能情况与不可能情况以及各种可能情况之间的区别进行比较，以找出事件演变中的一致性与规律。

谦逊的人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和更多的方法。谦逊的人懂得不去依靠单独一种范式。他所知道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经由漫无目的、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才积累起来的。

谦逊的人有耐心。他的做事方法可以用小虾虎鱼的行为来比喻。虾虎鱼是一种生活在浅水里的小鱼，退潮的时候，它们的栖息地就只剩下小水塘和水坑。然而这种鱼能够非常精准地跳过石头和干地，从一个水塘跳到另一个水塘。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在跳起来之前，它们也看不到干涸区域有多大，或者下一个水塘在哪里。如果你把一条小虾虎鱼放在它不熟悉的环境里，它根本就不会跳。

这是因为虾虎鱼会在涨潮的时候四处游动，了解环境，在头脑中储存了一幅幅地图。这样一来，等到退潮的时候，它们已经将已知的周围环境状况归纳成了一幅思维地图，这样它们就会下意识地知道哪片隆起在退潮的时候是干的，哪片洼地会被填满水。

人类也擅长这种貌似漫无目的的知识积累。从人类首次探索地貌、感知危险或机遇时开始，我们的种族已经繁衍了9万代人。当探索新环境或者访问新国家时，你会像婴儿一样敏锐地注意所有事情。一样又一样的东西吸引着你的眼球。

只有当你真的身临其境时，这种求知若渴的接纳能力才会显现出来。当你阅读关于某个地方的文字介绍时，并不会有类似的感受，只有当你来到现场、融入其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真正到过那个地方，你就不会了解它。如果你只是研究那些数字，你就不会了解它。如果你还没有习惯那些人，你就还不了解它。正如日本的谚语所说：“不要研究什么事情，要去习惯它。”

当你真正身临其境时，你就会沉浸在铺天盖地的细节里，千万种感受会淹没你。在远古时代，当人类漫游者看到新环境中的小溪时，他脑海中的景象就会被蒙上一层让人愉悦的色彩。当他看到茂密的森林或者陡峭的山涧时，他脑海中的景象会与恐惧一点点联系起来。

大脑想要迅速地判断它所感受到的所有细节，用某种理论将这些新信息归档。人们厌恶不确定性，急于作出判断。柯林·卡梅雷尔通过研究发现，当人们玩牌类游戏的时候，如果不让他们计算胜出的概率，他们大脑中以恐惧为导向的中心就会被激活。他们会努力得出个什么结论以摆脱恐惧，任何关于游戏模式的结论都可以，只是为了摆脱恐惧。

但漫游者能够忍受不确定性的存在。聪明的漫游者会拖延和自我约束，运用约翰·济慈（JohnKeats）所说的“消极能力”，这是一种存在于“不确定性、神秘和怀疑之中的、不会执著于追求事实和理由”的能力。

我们人类一辈子都生活在各种事件的洪流之中，这就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基质。“我们不会也无法从外部观察它，无法识别、测量和试图控制它，甚至不能完全察觉到它，因为它与我们的经验结合得太紧密了”。它是“如此紧密地与我们的所作所为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无法将我们的所作所为从其中提取出来，也无法把它作为研究对象用科学解析的方法来观察。它——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基质——决定了我们最恒定的分类标准，关于事实和谎言、现实与现象、好与坏、重要与不重要、客观与主观、美与丑、动与静，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

“然而，尽管如果没有（也不可能有）某些外部的制高点（因为不存在‘外部’），我们就无法分析这种基质，但仍然有些人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自己或别人生活中这些被‘遮盖’的部分的特征和趋势；尽管他们无法描述它，但他们比那些忽略这无处不在的基质（‘生活洪流’）或从表面看待它的人认识得更加深刻。此外，还有一些人试图借助适用于解决表面现象、适用于处理我们日常体验中相对容易察觉或容易控制的部分的工具——科学或玄学——来分析这种基质，于是他们创立了荒谬的理论，但在实践中遭遇了失败”。

伯林得出结论，机智“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一种对我们偶然被放入其中的基质轮廓的特殊敏感性；它是一种能力，使我们在生活中不致触犯某些既无法改变也无法全面描述和计算的永久性条件和因素；它是一种在没有科学原则可用的时候能够被经验原则——在农民和其他‘简单的人们’中流传的古老智慧——引导的能力。这种无法表达的对宇宙本源的理解是‘真实感’，是如何生存的‘知识’”。

 

19、婚姻遭遇危机以后

在大多数夫妻关系的演化过程中，双方都不得不经历从“激情热恋”到“平淡温情”的转变。“激情热恋”出现在双方关系最令人陶醉的初期阶段，“平淡温情”则是随后更为平静的状态，有更多的满足感，像朋友一样的状态，以及平淡的快乐。

那些感到孤独的人倾向于更有批判性地对待周围的人，所以他们会严苛地看待其他人，而这样就会变得越发孤独。除此外，他们都感到悲伤。两个人都感到情感上的脆弱，都觉得与对方在一起没有任何乐趣，于是出于某种生存的情绪本能，两个人都退缩到离对方更远的地方。还有宿命论，那些认为没什么可做的人会变得越发消极沮丧。

人们一般认为，中年期的离婚通常首先是由男人提出的。他们找到了年轻貌美的第三者，于是出轨。事实上，在50岁以上夫妇的离婚事件当中，65%以上的离婚要求是由女人提出的。她们感到不再需要丈夫——她们承担了琐碎的家务，履行了家庭义务，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付出了感情和关怀，却得不到任何回报。所以埃丽卡也开始用她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来考虑前景，考虑离婚可能给她和哈罗德带来的后果。他们能够好聚好散地离婚，而不会打得头破血流吗？

 

20、道德观的强化

直觉主义的观点强调了源于潜意识深处的道德行为，但这并不是决定论的观点。在潜意识力量的混乱争斗中，直觉主义者仍然为理性和反思保留了空间。他仍然为个人责任保留了空间。

的确，这种新版本的个人责任跟过去理性主义者的道德概念中所谓的“责任”并不相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逻辑和意志。直觉主义观点中的责任可以借助两种比喻来说明。首先是肌肉的比喻。我们生来就拥有特定的肌肉，每天去体育馆锻炼可以让这些肌肉更加发达。与之类似，我们生来就具有道德“肌肉”，定期训练可以让这些道德“肌肉”更加发达。

其次是照相机的比喻。哈佛大学教授约书亚·格林尼注意到，他的照相机具备自动模式设置功能（“人像”、“动作”、“风景”），按照预设值来调整快门速度与光圈。这些自动设置功能快速高效，但它们并不是非常灵活。所以有时候格林尼会弃用自动设置功能，切换到手动模式——自己设置快门速度和光圈。手动模式的速度更慢，但能做到自动对焦状态下可能办不到的事。格林尼认为思维与照相机相似，也具备自动的道德关注，但在紧要关头，它们能够被更加缓慢的有意识的反思过程替换掉。

换句话说，即使自动反应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可以选择把自己置于能够加强道德水平的环境之中。跟与在夜总会或与流氓混在一起的人相比，选择从军或去教堂的人会对世界做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些有服务性质的小事，塑造自己的思维，为需要做出较大牺牲行为的时刻作好准备。

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出生在我们不能选择的文化、国家和语言环境之中。我们生来带有某些特定的大脑化学物质和遗传倾向性，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有时会陷进我们所憎恶的社会环境之中。但在所有这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物中，我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人生轨迹。我们确实具备有意识的发言权，可以主动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感知一切。

我们有能力改变那些泯灭人性的行为，或是做出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勒妮·林登伯格是一个生活在波兰的犹太小姑娘。有一天，一群村民抓住了她，打算把她扔到井里。一位碰巧听到这个消息的农妇走上前来对他们说：“她毕竟不是一条狗。”村民们立即停止了他们正在实施的暴行。林登伯格的生命被挽救了。这并不是一场关于“杀人好还是不杀人好”或“杀犹太人好还是不杀犹太人好”的道德争论。农妇只不过是让村民们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林登伯格而已。

我们有能力改变那些宣布自己无罪却把一切都归咎于别人的阴谋的行为。另一方面，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境下，我们也有能力选择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我很高兴命运如此严酷地打击我。”一个年轻女人在临死前这样对维克多·弗兰克尔说，当时他们正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囚室里。“在以前的生活中，我被宠坏了，从未认真考虑精神世界的意义。”她说。她指着从自己的铺位望向窗外可以看到的一截树枝，描述了在苦难中它对她“说”的一切，“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是生命，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将生活挫败转变为丰盈的精神世界的故事。这不同于其他人在这种环境下或许会做的事。

按照乔纳森·海特的说法，潜意识情绪具有至高的影响力，但并不是独裁者。理性并不能独自发挥作用，但它能够凭借稳定而细微的影响来推动情绪的变化。正如有些人开玩笑说的那样，我们可能并不拥有自由意志，但我们有不做某件事的自由。我们不能产生道德反应，但我们可以阻碍甚至克服某些冲动。直觉主义的观点从“人们具有做好事的内在动机”这一乐观信念开始，与“道德感彼此矛盾，且需要与更加自私的动机相竞争”这一悲观信念契合。

然而让直觉主义真正成为完整理论的是这样的观点：道德感服从于意识的反思与改进。哲学家简·贝克·艾尔斯坦回忆道，当她还是一个上主日学校的小女孩时，她和她的同学会唱一首简短的赞美诗：“耶稣爱小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是黄皮肤、黑皮肤或白皮肤/在他眼里，他们都很宝贵/耶稣爱世界上的小孩。”这首歌并不是艾尔斯坦现在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在观察人性方面的确早早地给她上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一课。

 

21、找回自我，回归生活轨道

如果想要坚守自己的立场，就必须要始终处于警戒状态，并找到某个能试图从外部观察自己的视角。

成熟意味着尽可能理解你自己头脑中活跃着的不同性格和模式。成熟的人就像河面上的向导，他在荡舟越过激流的时候会说：“没错，这些地方我以前就来过。”

 

22、假如政府推行柔性政策会怎么样？

哈罗德相信，认知革命具有足够的潜力，能够驳倒那些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见解和基于它们的施政方法。认知革命已经表明，人类本身是从人际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是由其内部各种人际关系网的健康程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它允许个人选择最大化的程度所决定的。

因此，个人自由不应该是政治的根本目标，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应该是社会的特性。政治、宗教和社会组织结构都影响着人们的潜意识选择结构，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它们既能创造出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推动人们作出有道德的选择，也能创造出病态堕落的社会环境，推动人们作出不道德的选择。理性主义时代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放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位置，但哈罗德相信，下一个时代将会把社会关系网络的健康放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位置。这个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下一个时代将以社会和谐为中心。

他希望，以社会和谐为中心的思想发展趋势将会让有关性格和美德的交流重新回到政治生活的核心领域。政府决策者可以把救济金发放到贫困地区，但是没有能够培育自我控制能力的文化土壤，贫困地区就不会因此变得更有活力。政府决策者能够提升或降低税率，但是没有信任和自信，创业团队就难以形成，人们也不愿意彼此投资。政府决策者能建立起选举制度，但是没有认真负责的选民，民主制度就无法焕发光彩。在花了一辈子时间设计和编写公共政策之后，犯罪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Q.Wilson）终于悟到了这一核心真理：“从根本上说，在几乎每一个公众关注的领域，我们都寻求引导人们做出有道德的行为，无论他们是青少年学生、申请公共援助的人、违法犯罪者，还是选民和公务员。”

哈罗德努力探寻他自己的基本构想可以在政治和政策领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开始哀叹“社会主义”一词已经被人使用过了。其实，某些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统计主义者，他们把国家看得比社会更重要。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把社会生活放在第一位。他想象，认知革命可以培养出更多共产主义式的政治风格，经济共同体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否能意识到他们都处在共同的事业中，抑或是阶层之间的鸿沟太宽了？共同的文化将会成为关注焦点之一。社会的核心价值能否得到表述和增强？它们能不能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中被反映出来？新移民能否成功融入社会之中？在哈罗德想象出来的政治领域里，保守派会一再强调，要改变国家的文化和人们的个性是非常困难的。自由派则会坚决主张，我们仍必须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放手一搏。两派都会用充满手足情谊的口吻表达观点，激励大家团结一致达到目标。

不过他明白，他在华盛顿的职责就是向这里的人说明，文化和个性真的会塑造行为，而且政府能够用有限的方式来塑造文化和个性。国家权力就是火焰——在受控状态下能带来温暖，火焰越猛烈就会变得越危险甚至致命。在他看来，政府不应该控制人们的生活，这样只会削弱公民的责任心和道德水准，但是政府可以影响公民生活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滋养能够培养公民间手足般情谊的环境，它可以影响公民的精神气质。

 

23、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

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Frankl）在他的名著《寻找生活的意义》（Man’sSearchforMeaning）中写道：“对人生意义的寻求，是人一生中最主要的动机。”他引用了尼采的说法：“一个知道‘为什么’生活的人几乎可以忍受一切‘怎么样’。”不过接下来弗兰克尔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试图抽象地思考人生的总体意义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在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具体情境中，才能分辨出这个人的人生意义。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写道：“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还要去教育那些绝望的人：其实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必须停止询问人生的意义，开始回答人生日复一日、每时每刻对我们的询问。我们的回答不能由语言和思考组成，而应该由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举止组成。”

科学家和作家们常常试图用特定的图式来描述人生的演变。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Maslow）把人的需求定义为几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研究已经动摇了这种将人生分割成如此整齐划一的图式的观念，揭示出真实的人生并不像马斯洛描述的那样简单且有层次。有时哈罗德会感觉自己失败了，断定人生是不可了解的。就拿买车这样简单的事情为例，他选择一辆车究竟是根据它的外形，根据《消费者报告》上其他使用者的感受，根据他自己试驾时的感受，根据这辆车会给他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提升，还是根据经销商给出的价格折扣？这一切肯定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无法确切地界定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比例。在那些肯定对他的选择产生了影响的因素和他实际作出的选择之间，存在着一片模糊的阴暗地带。

“哪怕通过最严密的审查，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行为背后的隐秘因素。”哲学家康德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买车的过程是这样，那么追求人生宏伟目标的过程肯定更是如此。如果哈罗德真正了解自己，那么他就应该能够预测出自己在下一年里想要得到的东西，然而他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甚至连预测自己下个月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不行。如果哈罗德真正了解自己，那么他就应该能够描述出自己具备的某些出色之处，然而他并不相信自己能够准确地说出来。人们通常会极大地高估和误解自身的能力。许多研究表明，人对自身特点的估计和别人对自己特点的估计往往相去甚远。